1965年印巴战争是冷战国际史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冲突、战争的起因以及对战争进程的考察。随着相关档案文献的解密，美国、苏联和中国等在1965年印巴战争进程中的政策及反应、大国关系在战争中的体现、战争对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战争在冷战国际史中的地位等重大问题，都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而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较为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和反应。国外研究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基本认为，约翰逊政府试图通过向印巴两国提供军援和经援，同两国保持友好关系，使之成为“忠实的冷战伙伴”；但1965年印巴战争彻底击碎了这一幻想，约翰逊政府既没有防止印度进一步加强同苏联的关系，也没有防止巴基斯坦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美国南亚政策重点的转变、美国政策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的矛盾以及对外援助在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中所具有的有效性等问题或评价不一，或缺少系统论述和分析。本文试图利用近年来新近解密的外交文献和相关资料，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视角，对1965年印巴战争研究中的相关问题，特别是美国的政策和反应以及战争对美国南亚政策的影响等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和考察。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美国南亚政策的转变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及其后，美国采取了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支持印度的政策，美印关系在肯尼迪(John F. Kennedy)时期得以较快地发展。约翰逊 (Lyndon B. Johnson)继任总统后，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由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而形成的新的特点更为明显。这首先体现在，印巴在通过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双方都着手加强军事力量，准备在必要时以军事手段取得优势地位，而美国的军事援助成为印巴双方特别是印度军力建设的重要来源。印度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急剧增加军费开支，1961年至1962年，印度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毛额的2.1%，1962年至1963年为3%，1964年至1965年则达到4.5%。到1965年，印军从50万人增加到82.5万人，其中山地师9个，而空军则拥有45个作战中队。[2] 巴基斯坦对印度军力的发展及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潜在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时任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的阿斯加尔·汗元帅(Asghar Khan)说，在准备对付中国的伪装下，他们成功地从美国那里获得大量的军事援助，正在建设规模庞大的军队，他们几乎将空军扩大了一倍，增强了海军力量，进一步提高了飞机和坦克的生产能力……巴基斯坦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我们不勇敢地面对这一局面并立即加以准备，那么当其武装力量得以充分增长之时，那么印度不发动战争即能取得其政治目标的时刻就到来了”。[3]

因此，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使得印度军力急剧提升，严重威胁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是巴基斯坦决定发展同中国友好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巴基斯坦国内开始出现要求重新评价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呼声，布托(Zulfiquar Ali Bhutto)是主张重新定位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他在1963年1月出任外交部长后，更为积极地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声称同中国的友谊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4] 巴基斯坦领导人阿尤布·汗(Ayub Khan)也开始考虑重新评价和认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对巴基斯坦的作用。他在1963年初表示，巴基斯坦如果发现这些条约不仅是无用的，相反还对国家利益产生危害，巴基斯坦就会退出这些条约。[5] 中央情报局后来分析指出，“当巴基斯坦怀着恐惧的心理看着美国开始对印度执行军事援助计划时……坚信美国给予新德里的任何援助最终将被用来对付他们”。[6] 而美国则一再向巴基斯坦强调，“维护巴基斯坦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尽一切所能加强同自由世界的联系，而不是削弱这种联系。”[7] 因此，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导致美国决策者考虑改变美国南亚政策的重点，决定“同印度建立新的关系，就是使其工业和军事潜力得以发展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8]

对于美国南亚政策战略重点开始出现的转变，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McGeorge Bundy)明确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痛苦的转变，即摆脱1950年代完全亲巴基斯坦的政策，转变为更加符合我们真正的战略利益的政策”。邦迪表示，美国充分意识到巴基斯坦对印度政策的不满，但巴基斯坦必须意识到，“由于全球反共战略的原因，我们决心要帮助印度”。至于克什米尔问题，美国认为“巴基斯坦的压力政策是在印度虚弱的时候迫使印度屈膝投降”。科默也向约翰逊建议，美国不能允许由于同巴基斯坦的结盟而“妨碍推行一项理性的对印度的政策”。[9]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担心巴基斯坦和中共可能达成的秘密谅解，因此，“在我们对此有清楚的了解以及能够评价此种秘密谅解对我们在南亚地区整个地位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前，我们将改变在长期军援上的立场”。美国虽然决定在1965年财年向巴基斯坦提供两个中队的F-104超音速战斗机，但前提条件是届时“政治气候”必须是“令人满意的”。1964年4月底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访问华盛顿、要求美国提供为期5年的军援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 (Maxwell D. Taylor)明确表示，巴基斯坦的政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国会对军事援助计划的态度”。[10]

与此同时，美国试图以军援影响对印度的政策，特别是对印度引进苏联的米格-21战斗机反应强烈；美国方面声称，如果印度停止米格-21生产线的建设，美国将愿意满足印度方面建设更为现代化的空军的需要。因此，在印度国防部长查万 (Y. B. Chavan) 1964年5月底访问美国时，美国同意在1965年财年向印度提供5000万美元的军援，以后如何援助逐年再议。6月6日，美国正式宣布了对印军援计划。美国的决定使阿尤布·汗异常愤怒，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指责美国的做法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朋友”，是“机会主义”、“毫无道德水准”。巴基斯坦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集会。阿尤布·汗在7月1日给约翰逊的信中写道：美国对印度的军援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利益，导致印巴之间的军备竞赛，增加了它们的经济负担，为共产主义扩展到南亚次大陆打开了方便的通道。阿尤布·汗甚至声称，巴基斯坦将被迫重新考虑作为盟国的义务。约翰逊毫不理会巴方的抱怨，他坚持认为，对印度的军援可以遏制共产主义对南亚次大陆的威胁，这符合印巴两国的利益。他警告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要重新考虑同美国的关系，那么美国除重新评估同巴方的关系外别无选择。[11]

1965年3月阿尤布·汗访华，对美国的南亚政策再次造成了冲击。本来约翰逊在1965年初已同意国务院有关邀请阿尤布·汗访问美国的建议，但国家安全委员会此时强调：事实上，巴基斯坦正在变得对北平友好，而不是对华盛顿。如果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国会将可能不会同意每年再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这样美国就会失去可以利用的在白沙瓦(Peshawar)的至关重要的情报设施。重要的是，美国应该让巴基斯坦明白，它不能一方面接受美国巨大的援助，而另一方面又“奉承中共并在几乎一切重要问题上奉行反美路线”。邦迪在科默的这份备忘录上写道，“我们应该惩罚”阿尤布·汗。[12] 约翰逊在给阿尤布·汗的信中说，你在这个时候对中国的访问，将导致公众关注巴基斯坦和美国在对待共产党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因此这将严重影响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防务的援助，不利于美巴两国的“共同利益”。约翰逊在信中表示决定推迟阿尤布·汗对美国的访问。[13] 4月14日，约翰逊宣布取消阿尤布·汗访问美国，与此同时也推迟印度总理的来访。

因此在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南亚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美国不顾巴基斯坦的反对，继续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其目的不仅要使印度成为一个“具有足够军事防御能力的盾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可以完全抵御中共秘密渗透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14] 美国和巴基斯坦的严重分歧不仅表现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而且体现在被巴基斯坦视为生死攸关的克什米尔问题上。美国决策者认为，巴基斯坦推行日益独立的外交政策以及同共产党中国、印度尼西亚以及第三世界发展密切的关系，以寻求它们支持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要求。[15] 美国认为巴基斯坦处理克什米尔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巴基斯坦看来已无情地利用了印度政治上的不稳定”，试图向印度施加过多压力的政策正在增加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这将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而巴基斯坦相信，印度无意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美国对印度的军援是印度立场日渐强硬的原因，由于印度依赖美国的援助，美国是可以施加关键性的压力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美国不仅认为在军援与印度在克什米尔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且指责巴基斯坦对美国给予印度的军援太过感情用事。不过，美国决策者显然相信，美国给予巴基斯坦的援助是影响巴基斯坦政策重要手段，因为巴方不会从中国或苏联那里得到这么多的援助。[16]

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选择

进入1965年后，印巴双方的紧张关系终于在4月发展为库奇兰恩(Rann of Kutch)冲突，成为1965年印巴战争的前奏。库奇兰恩位于巴基斯坦信德省和印度拉贾斯坦邦之间，面积约7000平方英里，争议地区3500平方英里。从1965年1月开始，印度显然准备通过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支持其对整个库奇兰恩的要求。4月4日，印度军队向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丁格 (Ding) 的哨卡发动进攻；4月9日，巴军向位于萨达尔(Sardar)的印度警察站发起进攻。5月19日，印巴军队在停火线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50名巴基斯坦士兵被打死。

这场冲突完全出乎美国决策者的意料之外。国家安全委员会在3月24日的报告中还认为，虽然“在未来若干年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由于双方在克什米尔、互相冲突以及难民等问题上的矛盾将会日益紧张，但“两国领导人有能力防止大规模敌对行动的爆发”。因此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库奇兰恩冲突对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政策和计划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印巴双方都试图在美国同印巴双方的关系处于困难之时把美国拖入一场“充满感情的争端之中”。[17] 同时美国判定，此时发生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暴乱是由巴基斯坦和中共煽动的；美国并不认为巴基斯坦在库奇兰恩的行动是“正当的自卫”(legitimate self-defense)，印巴双方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都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但美国特别表达了对巴基斯坦的不满。因为巴基斯坦通过在冲突中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从而有了一个破坏印美关系的机会。考虑到印巴双方目前对美国的态度都“极不友好”，美国希望英国、英联邦以及联合国出面干预。但巴基斯坦军队使用美国武器装备产生了一个美国必须面对的突出的政治问题。因此，在库奇兰恩冲突中，美国一方面警告巴基斯坦不得在冲突中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同时对于印度要求美国提供F-5A战斗机一事加以拒绝。

库奇兰恩事件对美国同印巴两国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的政策导致印巴两国对美国的信誉和在南亚地区的作用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巴基斯坦抱怨美国在巴基斯坦遭到侵略时没有提供曾经许诺过的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对发生库奇兰恩冲突也极为不满，美国首先考虑对印巴两国施加经济压力。约翰逊在6月8日告诉邦迪，他现在不会同意向印度或巴基斯坦“拨款一美元”；在第二天同国务院、国防部和国际开发署的负责人讨论对印巴两国援助问题的会议上，约翰逊又明确表示，没有他的批准，不再向印巴提供任何新的贷款，推迟批准1966年财年的对外援助拨款。约翰逊还要求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共同研究对印巴的援助方针，以便决定美国是否有必要在两国花费如此庞大的款项，同时“按照政治目标的标准”，如何利用经济援助以获得“更大的影响”。[18] 由于对印度援助的年度审议已经完成，美国决定推迟对巴基斯坦援助的审议（推迟两个月），并于6月30日将美国的决定通知巴方。

在巴基斯坦看来，美国的这一决定“是美国新的对巴基斯坦政策的开始”，巴基斯坦将不得不向其他地方寻求经济发展援助。7月14日，阿尤布·汗公开宣称，巴基斯坦寻求的是新朋友而不是新主人；他抨击美国人陶醉于权力，不倾听小国的意见。但华盛顿不为所动，决定一方面静观阿尤布·汗下一步的行动，另一方面将采取措施减少美国对在巴基斯坦的情报设施的依赖。[19] 美国认为巴基斯坦的反应是过分的，阿尤布·汗显然采取了布托和其他极端分子的反美路线，“巴基斯坦的行为已在美国从上到下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印象”。[20] 美国还决定暂停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巴基斯坦。

库奇兰恩冲突在英国的调停下，印巴双方虽然在6月29日达成停火协定，同意维持1965年1月1日的现状，撤退到冲突爆发前双方占领的地区，但双方并没有达成有关边界的协议。库奇兰恩冲突后，印军取消休假，80多万军队处于警备状态，同时在印巴边界大规模集结军队；巴基斯坦也积极备战，双方关系更加紧张。1965年8月5日，巴基斯坦控制的游击队开始渗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但当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游击队员作为解放者在午夜出现时，只能在当地居民中产生惊慌和恐惧。8月6日到7日，印军同这些渗入者进行了零星交火。8月8日，巴基斯坦开始实施“贾布拉尔塔行动”(Operation Gibraltar)；与此同时，“克什米尔之声”电台 (Voice of Kashmir) 宣布成立“克什米尔革命委员会”，号召从印度的压迫下解放克什米尔。[21] 8月14日，印巴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斗；8月15日，印军开始实施反击，占领了北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据点。巴军此时也向停火线进发，并对印军在蒂斯瓦尔(Tithwal)、乌里(Uri)和普恩查(Poonch)的集结地进行射击。8月23日，印军炮击巴基斯坦境内的村庄阿旺(Awan)；第二天，印军越过停火线，占领蒂斯瓦尔地区的两个哨所。几天后，印军又进入了乌里和普恩查地区。8月28日，印军占领距巴基斯坦边界5英里的哈吉皮尔山口(Haji Pir Pass)，切断了巴控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Muzaffalabad)同巴控克什米尔南部主要交通枢纽廓特里(Kotli)之间最近的通道，巴军处境险恶。9月1日，巴军出动80辆坦克和两个旅的兵力越过停火线，在南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巴军进入比姆巴尔地区，夺取了恰姆博(Chamb)和德瓦(Dewa)，其目的在于切断印军的运输线。巴军的进攻遭到印军的顽强抵抗。9月5日，巴军占领了距边界线14英里的印度村庄贾乌里安 (Jaurian) ；印方损失较大，遂出动空军支援，巴方的空军也投入了战斗。印巴之间的边界冲突已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1965年印巴战争的爆发，对美国的南亚政策而言是一场“灾难”。美国决策者对战争的基本判断是，巴基斯坦以数千人的渗入挑起了目前的事端，然后印度人又越过了停火线，现在必须尽一切努力停止战争。约翰逊说，他在过去几个月里发现，美国对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影响力实在很小，他个人不打算介入。因此美国向印巴两国领导人呼吁停火，尽量防止印巴之间的冲突扩大到孟加拉和东巴地区。在给阿尤布·汗的信函中，约翰逊表示，美国支持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呼吁巴方予以支持与合作，希望印巴两国寻求解决争端的途径。美国还进一步向巴基斯坦表明美国的立场：美国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提醒巴基斯坦注意，美国的军援是用以反共产主义的防御性的目的，而非用于同邻国的战争，阿尤布·汗不要把巴基斯坦的前途押在冒险性的赌博之上。同时美国也希望印度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停火建议，因为“当前主要关注的是共产党中国在政治上和（或）军事上进行干预的危险；冲突的持续有可能将印度更深地卷入冷战和国内共产党集团冲突的不利的潮流之中”。[22]

9月6日，印军越过实际控制线，向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的拉合尔和锡尔廓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争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此时美国决策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的立场和可能采取的行动。战争爆发后，中国多次表明自己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并采取相应的外交行动以及提供物资支持帮助巴基斯坦。根据巴方的要求，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批武器装备，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行动。[23] 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立场和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成为美国决策的重要依据。 中央情报局首先判断，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秘密谅解”，这可能是巴方在目前的冲突中手中掌握的“一张王牌”；从最坏的角度讲，这可能会使巴基斯坦做出“最为鲁莽的行动”。[24]  在9月7日的报告中，中央情报局分析道，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准备对沿着中印边境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中共非常谨慎地对待克什米尔局势，这似乎表明北京将避免更深的卷入。其原因在于，当前参与印巴斗争不符合中国根本的安全利益，同时中国在克什米尔危机中没有意识形态的考量，冲突发生在两个非共产党国家中，既没有牵涉到中苏关系，也没有“反帝国主义”的问题。中国对目前局势的反应与库奇兰恩冲突期间的反应相类似，中国对那次危机似乎只打算为巴基斯坦提供政治上的支持，避免承担任何军事义务，中国只是在宣传上指责印度，但没有恐吓，也没有进一步威胁采取军事行动。文件强调，如果印度不顾一切地进行战争，向巴基斯坦军队发起猛烈攻击，那么中国可能将受到巴方要求给予帮助或直接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的强大压力；如果东巴受到威胁，这将很可能成为事实。中央情报局判断，到目前为止尚无迹象表明中国准备发动如1962年那种规模的战役，中国一直避免采取具体的威胁行动，可能正计划在发出最后通牒后实施某种军事行动----很可能通过沿着边界或者穿过边界进行挑衅性的侦察刺探，但这些巡逻行动对印度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中央情报局9月8日的另一份报告说，中国可能准备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飞机等，作为中国曾经在宣传中所声明的给予巴基斯坦“同情和支持”的实际行动。[25]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分析中国9月7日的声明时判断，中国虽表示“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但还仅仅停留在言词上；[26] 

但美国决策者依然考虑中国进行直接干涉的可能性。国家安安全委员会成员科默(Robert Komer)在9月8日的备忘录中写到，必须认真对待中国的威胁，如果中国在军事上卷入印巴之间的战争，美国除了干涉之外别无选择，因为“整个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地位将处于危险的境地”。9月8日，约翰逊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 通电话，商讨局势和对策。麦克纳马拉说，他所关心的是可能出现一系列美国尚未可以充分应对的紧急情况，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中共可能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中共对印度的威胁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麦克纳马拉说，按照今天早些时候中共发给印度的照会，中国可能对印度采取行动的威胁迫在眉睫。麦克纳马拉强调，如果中共这样做而美国没有任何准备的话，“我们就会处于一个可怕的困境”。约翰逊则认为，如果中共介入冲突的话，苏联也将会介入。麦克纳马拉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也会介入。[27] 为此约翰逊决定，依靠联合国敦促印巴停火，对巴基斯坦要求美国履行1959年同巴基斯坦达成的协议、立即采取行动“击退和粉碎印度的侵略”的呼吁置之不理，并在9月8日公开宣布，美国停止对印巴两国所有的援助。对美国的决定，巴方表示，如果美国的这一行动的意图是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迫使巴方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停火建议，那么巴基斯坦将感到失望。而印度方面一再试探美国在中国进攻印度的情况下如何反应，对此美国表示，美国的行动将毫无疑问根据事态发展变化来决定；美国方面强调，根据“过去20年遏制共产党中国的长期努力”，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占据阿萨姆(Assam)或印度的其他地区，但美国同时也不愿看到南亚地区爆发全面战争。因此，还是要依靠印度的真诚努力同巴基斯坦达成协议，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资源用以对付中国”。[28]

9月9日，腊斯克写了一份备忘录给约翰逊，这是决定美国反应及政策选择的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腊斯克指出，中国的照会使得有关巴基斯坦同中共的谅解的报道以及沙阿比有关布托将打中国牌的警告看起来是可能的；目前印巴之间的战争有可能变为“自由世界同共产党集团之间的对抗”，因此“印巴战争将对美国的利益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如果由于战争而导致南亚地区的“普遍混乱”，那将肯定对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对抗共产党中国的切实可行的砝码的努力产生消极的影响”。腊斯克强调，如果局势仅仅只涉及到克什米尔问题，美国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但由于在那里投资了120亿美元，“我们已经帮助6亿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形成一条挫败共产主义野心的防线。印度加上日本是亚洲可以同中共相匹敌的唯一潜在的强国，一旦它化为乌有，我们将在许多方面面临着和当年失去中国那样严峻的新局面。一旦失去印度，最终也将失去巴基斯坦；同样，伊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也将受到影响。”腊斯克说，如果中共卷入，或者冲突沿着目前的情形发展下去，那么巴基斯坦同中共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而印度由于感到西方对自己的支持以及其国家声望处于险境，它几乎注定要发展核弹。为此腊斯克建议，美国应使两国停止敌对，通过谈判解决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的分歧。美国的介入要有利于以下机会：即保持印巴两国同西方的合理关系，以及坚定地抵抗中共对南亚次大陆的蚕食。腊斯克还明确建议，如果有一天美国不得不在是支持印度还是支持巴基斯坦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印度由于其众多的人口、良好的工业基础、初步的民主制度以及其他潜力，因而将是更好的选择；但同印巴两国保持适当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利益。[29]

1965年9月1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严厉谴责印军在中印边界和中国—锡金边界的入侵挑衅活动，要求印度政府在3天内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9月15日和9月18日在中印边界中段、西段和中锡边界进行了调动。[30] 中国的照会及相应的军事调动，引起美国决策者的严重关注，因为这同美国先前的分析判断完全不同。麦克纳马拉9月12日曾打电话告诉约翰逊：没有证据表明中共在中印边界东段增强兵力，中共不会进攻印度，那样做对中共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肯定会导致西方支持印度，而这则是中共要避免的。[31]  而9月16日的题为《中共卷入印巴战争的前景》特别国家情报评估也明确指出：中国将避免直接的大规模的军事介入，只会沿着中印边界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试探活动，也可能发动目标有限的进攻，但这两种行动的政治和心理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军事上的重要性。[32] 中央情报局分析说，中国很可能确定一个最后限期，正计划完成某种军事行动。照会的目的是为了向印度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转移印度在克什米尔的注意力，从而缓解巴基斯坦的压力。但事实上最明显的迹象是，中国准备进攻拉达克；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拉达克和查谟附近的双拳出击，不仅实质上改变了主战场上的形势，而且可能导致印巴在外交和军事两方面所面临的局面发生巨大的改变。[33] 据此，约翰逊政府决定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准备，首先，约翰逊命令国防部和国务院制定军事应急计划，其重点放在一旦中国进攻印度，美国所采取的军事选择；其次，约翰逊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的停火斡旋；第三，约翰逊指示美国将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施加影响，使他们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34]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印巴两国的态度和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阿尤布·汗此时希望尽快结束印巴战争，因为他对布托不计后果的冒险主义已经不抱幻想，对巴基斯坦的损失悲痛不已，并寻求明智的妥协方法。[35] 9月15日，阿尤布·汗致函约翰逊，他在信中表示，巴基斯坦不反对停火，但停火并不能解决克什米尔争端，而仅仅是重新确定不可接受的现状，这只能起到鼓励印度侵略的作用。[36] 9月18日，美国告知阿尤布·汗，如果因为不接受停火而导致中国的介入，那么阿尤布·汗将使自己疏远西方，也将遭致全世界的谴责；“如果阿尤布·汗不能在这个决定自由的南亚次大陆未来的至关重要的时刻表明自己不是同中共站在一起的，那么华盛顿对巴基斯坦提出的请求就不能做出任何有用的评论”。美国明确指出，“这不是威胁，而是事实”。不过美国也表示，一旦实现停火，美国将恢复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因为美国的援助是给予巴基斯坦人民的，而不是用来支持军事冒险，同时美巴两国还可以恢复和保持亲密和互助的双边关系。但是，对于“支持或鼓励红色中国的侵略压力”的任何国家，美国总统不会批准给予哪怕是一角钱的援助。[37] 因此，巴基斯坦接受停火建议，绝对是恢复该地区和平必不可少的。[38]

中国9月16日照会发出后，印度向美国提出要求：一旦中国进攻印度，美国将做出正式声明，表示美国将进行干预，同时还要求美国向印度提供援助。美国在9月18日答复印度说，美国对此将加以关注，强调要在联合国内解决问题；同时美国拒绝了印度提出的同美国磋商有关秘密应急计划的要求，其原因在于美国对越南的承诺是巨大的，而且日益增加。这样，对南亚次大陆的防卫依赖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内部力量，而两国之间的冲突削弱了这种力量。对印度至关重要的是，应寻求解决那些分裂和削弱南亚次大陆的诸多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的合理方法，这样才能面对来自中共的主要威胁。[39]

9月17日和22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接受了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同意停火，9月23日停火正式生效。在苏联的斡旋下，印巴两国1966年1月9日达成了《塔什干宣言》。

1965年印巴战争对美国南亚政策的影响

美国在1965年印巴战争后进一步确立了美国南亚战略的主要目标，向印巴双方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使巴基斯坦脱离中国；“阻止印度无理性地倒向苏联”，不让印度人获得核武器；迫使印巴两国推行更好的经济和农业政策，等等。[40] 因此，1965年战争后，美国依然希望利用对印度的援助，迫使印度缓和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保持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美国强调，虽然印度的重要性要超过巴基斯坦，但在南亚局势有合理的发展之前，美国不会考虑恢复援助；印巴问题的解决，只能靠政治上的妥协和双方立场的协调。美国为此推迟对印度的军援，并利用印度1965年至1966年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迫使印度政府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美国的政策，印度官员公开表示，印度做好了没有援助的准备，而不屈从于压力；即便没有美国的小麦，印度也不会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交易。[41] 而在同一时期，印度政府不仅在越南问题上不断批评美国的政策，而且还加大同苏联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领域的合作。到1970年代初期，印度已经可以在国内生产所需武器装备的2/3。[42]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在1971年同苏联缔结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为期20年的《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美国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印度的影响。

1965年印巴战争后，美国决定对巴基斯坦采取采取“强硬”路线，因为巴基斯坦的“政治表现”不能让美国向它提供全面的发展援助。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些“政治表现”体现在刘少奇的访问、巴方接受中国提供的坦克和飞机、阻碍印巴部长级会谈取得进展、拒绝重新开放关闭的美国机构，等等。美国必须让阿尤布·汗明白，他不可能既从中国获得武器并利用中国对付印度，同时又从美国那里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美国给予巴基斯坦大量援助依据巴基斯坦是否不从中国获得武器，或者不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而且巴基斯坦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亲中的举动都会对美巴关系产生严重的政治麻烦。[43] 作为对美国“强硬”政策的反应，巴基斯坦在1965年印巴战争后大力发展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以获得各种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苏联也在1968年6月签订了对巴基斯坦增加军援的协定，从1967年开始，苏联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军用卡车、吉普车和运输直升机等。而巴基斯坦在1968年初终止美国使用白沙瓦的设施，则标志着“曾经存在于美巴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仅存的残留物的消失”。[44]

1965年印巴战争不仅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矛盾和冲突发展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国关系在南亚地区变化的直接结果。美国对南亚次大陆的政策完全服务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以及在亚洲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决策者判定，导致南亚次大陆日益的动荡不安和印巴关系日益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所施加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由于美国以遏制和防止中国的“威胁和扩张”作为其南亚地区政策的核心，以“多米诺理论”作为其支持和援助印度的根据，同时以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作为实现其南亚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因此美国的政策存在着援助印度对抗中国与同时发展同巴基斯坦同盟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在1965年印巴战争前决定在南亚地区推行更加符合美国“真正战略利益”的政策，并由此判定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严重威胁到美国在南亚的安全利益。美国对战争的不介入以及以停止援助作为迫使印巴接受停火的压力，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巴基斯坦的惩罚，但实际上也丧失了对印巴两国施加影响的渠道。这种特点随着苏联在1965年印巴战争后大力援助印度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巴基斯坦发展和密切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而更为明显，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迅速减退。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表明，对外援助在实现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战略目标进程中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